文学史研究在二十世纪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从世纪之初开始，问世的著作已不胜枚举，其中有文学通史、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等等。世纪初著名的文学史著作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等，不仅具有里程碑式的开创意义，至今还是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尚未企及的高峰。近来傅璇琮先生编了一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堪称断代文学史的别开生面之作。该书以实证为主，通过对文学史上各种复杂现象的描述，特别是对作家群体交游的考证与作品年代的探索，展现出唐五代近四百年的文学发展的全貌。尤为可贵之处还在于对文学史体裁的探索上。本书完成于世纪末，正与上述世纪初的两部著作遥相映衬。
学术研究如同薪火相传，个人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拓展与前进的。《编年史》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尽可能全面地继承了前人的长处，使之发挥新的生命力。书中两个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一是体例。该著为编年史，这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著作中最为罕见，但这种体例在我国古代的史书编纂中却是运用得相当成功的。史书编年的体裁，二千年前就有《竹书纪年》、《春秋》、《左传》等，到了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进一步推陈出新，使此体臻于极致。南宋朱嘉又加以创新，以尝试编年纲目体，这样既年代清晰，又重点突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就是吸收了古代编年纲目体史书的长处，突出了“史”的线索，而且纲目分明，使读者对文学发展的流程易于把握，避免了时下不少文学史著作流于作家作品知识介绍的弊端。二是内容。我们知道，唐代文学研究，在本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近二十年，成果尤为丰富，对于这些成果，凡是有价值者，编者都尽可能地加以运用，以增加该书的学术内涵与力度。
学术研究的生命更在于创新，《编年史》的创新也是最值得称道的。首先，将古代史书编纂的体例用于文学史的编写上，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编年史是一种十分宏大的历史载体，不论叙事、说理乃至写景、抒情，都可以在其中随意处理；而且又可以通过时间、空间的纽带将其熔为一炉。”（程千帆先生序）但对这种史书体裁的长处，二十世纪的文学史编纂者学习得是不够的。傅先生运用这种体裁来编写文学史，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尝试。即使对于古代的编年纲目形式，该书也不是原样照搬，而是有所发展的。这种发展是将文学的特点恰当地放置于这一载体中去。如全书中尤为突出的是作家交游的研究，作家群体的研究，以及文学得以产生的文化背景的研究，进而致力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正如傅先生在自序中所说：“我们现在的文学史著作的体例，对于叙述复杂的文学发展，似乎也有很大的局限。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包括某些断代文学史，史的叙述是很不够的，而是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评论的汇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点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坛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别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顿，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与这种体裁相关，《编年史》的创新，还在于著者对文学史综合研究的努力。在这部书中，对唐代文学逐年逐月作了综合的考察，把政治发展、经济改革、人们思想情绪的变化、作家们复杂多样的经历及其创作活动，作总体、流动的考察，使读者清晰地看出唐五代文学在三百五十年中前进的步伐。即使从某一年看，这种研究也会给人以诸多启发。如唐文宗大和七年，在唐代文学史上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时代，但从该书中也可以看出一些足以让人思考的文学史现象。从交游上说，刘禹锡在苏州刺史任，白居易在洛阳，一南一北，唱和极多。二人还和令狐楚唱酬。是年春，僧人宗密自苏州返洛阳，刘禹锡有诗送之；宗密到洛阳，白居易也有诗赠之。从“交游一半在僧中”的诗句，可以看出白居易晚年的思想与心境。刘禹锡寄白居易的诗中，还感伤元稹、崔群等挚友的丧逝。禹锡将他与令狐楚唱和诗编为《彭阳唱和集》，与李德裕唱和诗编为《吴蜀集》。这些都反映出以刘禹锡、白居易为代表的老年诗人的情态与落寞心境。从政治上看，本年李德裕执政，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并推荐李绅为浙东观察使。李绅在浙东又组成了新的诗人群体。这对于研究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关系也有所启发。
该书的出版，是唐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件大事，对今后的古代文学研究无疑会起导夫先路的作用。它改变了以往文学史编纂简单的叙述模式，突出了“史”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促进了文学史研究的进展。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展望：《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作为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果问世以后，预示着文学史研究将要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如果以文学事件为中心，可以编写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唐代文学史，如果以文学人物为中心，可以编写一部纪传体唐代文学史。根据侧重点的不同，编写出多部文学史著作，从不同的角度，描写文学的现象，提示文学发展的规律。无论如何，《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作为世纪之交的重要成果，必将对下一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如果研究一下傅璇琮先生的学术历程，更可以看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价值与编写者的学术思想。傅先生有几部重要著作，如《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唐才子传校笺》等，都是代表唐代文学研究进程的重要成果。《唐代诗人丛考》考证了以大历时期为主的三十二位诗人的生平事迹，通过诗人生活经历的变化，考察其诗风的演变，通过诗人交游的描述，研究诗人群体的特点。这部书在“文革”刚结束时出版，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开了一个良好的风气。本世纪后二十年唐代文学研究的繁荣，与傅先生这部书的出版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德裕年谱》是傅先生的又一部代表作。这部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年谱，而是凝聚着著者在学术上的可贵探索。因为本书以李德裕为中心，围绕着牛李党争展开了中晚唐历史与文学的画图。它牵涉到党争影响下各种人物的活动，对于文人的交游尤为致力。《唐代科举与文学》则是从唐代科举的角度切入，研究一般士人的出身与心态，揭示出影响唐代文学发展、繁荣与变化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因素。《唐才子传校笺》是傅先生组织全国唐代文学界研究力量而完成的、在高层次上总结已取得的作家事迹考证成果与著者独特探索的新成就。它的出版，使唐代文学研究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有这些成就作为基础，傅先生再主持编写《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当然也就水到渠成了。从《唐代诗人丛考》到《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反映出傅先生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可贵的探索。首先，无论哪一部书，都是以实证为基础的，从中可以看出著者对个案研究非常深入，有一种舍热就冷，舍易就难的精神。其次，他的每一部书，也都不是为考证而考证的，而是在著者独特的思想统摄下而进行考证的，通过对作家与文学事件的考证，反映政局的变化，思想的波荡，宗教的情形，社会的心态等等，从这一点上说，既继承了乾嘉学派，更超越了乾嘉学派。学术界不少人认为傅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考据学家，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全面。再次，傅先生的治学历程是从个案研究逐渐向整体研究发展的。《唐代诗人丛考》对三十二位诗人的考证可谓细致入微，而《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则以实证为基础，展示了唐五代三百五十年间文学发展的进程与总貌。因此这两部著作是傅先生学术历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傅先生曾写过《一种文化史的批评》一文，他认为：过去有一种误解，就是只把陈寅恪看成为一个考据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是有他的学术体系的，这种体系，不妨称之为对历史演进所作的文化史的批评。其实，我们以这个学术体系来称道傅先生，也是不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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